接上第二章
我们学校教育严厉，课堂上不许交头接耳，坐立姿势一定要板正，走路要昂头挺胸。站立五指贴腿并拢，头不可随意转动。老师随时列队测试，测试时站立时还会用脚踹小腿，看学生是否站的稳固。跟现在的军训一样，军纪严明。我们学校六年级毕业生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进入特训班，学期一年，毕业后输送国民党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位于三渡河，是本县县长隋永宿创立的一只英勇的抗日军队学生由军官亲自指导。当日本帝国主义刺探到情报后，立即向士官学校发起攻击。空中飞机，地面大炮，面对敌人的凶猛进攻，军官和学生们毫无畏惧，与日寇展开拼死搏斗，三天三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壮士们至死不降，跟日军奋战，日本鬼子调集大量支援队伍。青年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饿不下火线，小小农村无一掩体之处，士兵们见土围墙被炸坏，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孤军战敌，实在没办法后，弃战地逃散。四乡村民无不动容落泪，更恨那些大小军阀天天口喊抗日，危难时却不出一兵一卒。
使我气愤不解的是，两年后日军无条件投降。没等青年士兵和平民百姓报仇，国民政府就允许这些杀人魔鬼乘船返回日本。更可恨的是日本军营中走狗汉奸，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并且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往农民锅里拉屎，抢夺民财多是汉奸所谓。而且汉奸大部分是大连，金州，复县和朝鲜人。
一天夜里他们闯进我家要鸡蛋，爷爷说“没有！”汉奸们拿起木棒就打，父亲阻挡，他们就用刀刺在父亲的胳膊上。一顿翻找后没有找到。就骂骂咧咧的走出大门，到下一家去了。那会三个日伪军骑马经过姥姥的村子，将一农民捉住要他带路，到目的地后，三个日伪军却拿出刀砍向那农民，那人顿时满身口子，鲜血直流，三个日伪军却哈哈大笑离去。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可解放后这些丧尽天良的汉奸却一个个装起好人。
2004年我再次还乡的时候，特地去三度河村看战争遗址，跟当地人再次聊起了当年惨烈的战史。我站在不足3米长，不到1米高的土围墙默哀，为死者表示沉痛哀悼。战争过去60余年，牺牲的孤魂没有归处，他们的兄弟姐妹可能早就不在了。这里只有那棵千年丁香树是历史的见证。
沉思良久自己在想，如今城市乡村建起那么多豪华的高楼大厦，金碧辉煌的的会馆，不远几里是高尔夫球场，或者洗浴中心，每天官员和富豪享受高贵的生活。可却无人记起那些牺牲的烈士，为这些烈士建个纪念碑！
更悲哀的是，那些战后在死亡中挣扎逃脱出来的士兵，回家后没有去台湾的士兵们，一生背负着历史反革命的精神枷锁几十年，**中被批斗，被人格侮辱。低头认罪又吃了那么多苦，妻儿老小为期负罪，影响一生前途。当胡耀邦先生宣布为他们平反，但消息传来之日多数以故世，妻儿子女含泪向中央政府叙述，为其正名。
谁会知道就在这场大战的同时，轰轰炮声，飞机轰炸的同时，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呢？炮声，飞机轰炸的第三天，天空低沉如墨，下着牛毛细雨，三叔突然归来，他向爷爷说些战事原因和战事不利。我不明白战争对平民百姓有什么危害，但对战争的恐惧，对日本军的仇恨立场坚定。三叔回家习惯性练起毛笔字，他拿出纸笔，砚台磨墨。正在写字间乡里一个青年来找三叔去他家。三叔走后我一人在炕上玩，看到毛笔杆的头端有一红纸封口，出于好奇，用手摸那红纸封，轻轻一碰那纸便破了。我吓坏了，因为爷爷对我严厉，平时闯下祸端或者与小伙伴起纠纷，都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打后问。我以为把毛笔农弄坏了（其实没坏），有些害怕，便急忙跑出了家门。
本想去南院躲一时，又一想在南院也是躲不过的，左思右想无处可去就藏在台阶上的高粱杆堆里。天上下着雨，又冷又饿（和我同龄的的男孩子很少有穿衣服的，女孩也只穿一件小小的裤头）。难以忍受就想跑到姥姥家，因为天上下着雨，道上也没有人，自己慌不择路见到一条相似小道，就沿着小道走去，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走到一条河边，见到一座长长的石桥便站住了脚，因为自己从没见过这么长而漂亮的石桥。举目眺望，发现这条路不是去姥姥家的路。便站在桥头等待援助。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从桥对岸走来一个人，这人破衣烂衫，衣服不知补了多少层，身后背着一个打鼓和一支1米多长的大喇叭。他看到我开口问“小孩，你要到哪去？”我说“要去李前庄。”他道“孩子，你走的相反道路，这里是三官庙村，你越走越远，快跟我走，我送你去李前庄。”我跟他走，边走边抹着脸上的泪水，身上无衣冷的难受，冷饿也只能忍。大约一小时左右，看见姥姥家门才止住眼泪。道姥姥家门前，那人道“是这家吗？”我说“对！”我还没来得及道谢，他便转身走向村外，身影消失在雨中。走进门，姥姥见我如此狼狈，便将我搂在怀里边哭边招呼二姨表姐拿来高粱米面饼子，我接过便大口吃着，此时才感到真正的温暖。第二天爷爷来到姥姥家带我回家，进家门后必然是躲不过的一顿打，但我不求饶，决心你越打，我越要跑回姥姥家。打，并吓不倒我。
为何如此恐惧爷爷？是那年的麦收季节。我家长工是本族一位大伯，此人虽穷是个扛活的，但为人诚实而勤劳。年少时他家是十里八乡的富户，据说他祖母为他准备了一生的鞋。只因他好赌，喝大酒，而且村里有的人专门拍马屁，向他混吃骗喝，好人相劝他不听，最后输光家产，以扛活为生。长工大伯家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无依无靠，无度日粮。奶奶道“既然如此，就让他女儿在我家吃饭吧。”日子久了，这位姐姐对我如亲弟弟。爷爷每天给我的任务是下学必须放牛，割草。这位姐姐帮我割草或放牛。我们两个没娘的孩子如同亲姐弟。
那天中午我俩在看守场院，爷爷到来一句话没说，他脱下鞋举手便用鞋底打我。之后我怎么也没想出为什么打我。第二天长工大伯同时在中午来到场院，将其女儿狠狠暴打后，扬长而去。几天后从爷爷奶奶的谈话中才知道我俩为什么挨打。爷爷的剃头刀子找不到了，认为是我拿的，打了一顿他没言语，我也没问是为什么打我。他话里话外是那位姐姐拿去了。长工大伯将姐姐打了一顿同样不知为何挨打。后来爷爷找到了剃头刀子。是他自己忘了放刀位子，自己用完刀子放在小房的房檐下。使得我们姐弟二人蒙受不白之冤。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牢记一生，如今事过七十三年，每当我忆起那次二人被打的经过仍心有余悸。这就是我为何恐惧爷爷，因为他毫无缘由的打我。那大伯在我家扛活几年如一家人，这事以后第二年便去了别人家干活，我也再没见过姐姐。
1945年15岁的姐姐出嫁后再没回过村。1953年我由东北还乡，走到她婆家村后石桥上，姐姐在河里洗衣服，见到我，拉着手死死不放道“小弟啊，你长大了。出嫁后谁也不想，就想没娘的小弟你啊！活着，长大成人是多么难啊！你到我家，姐姐为你做好吃的。”我怕给姐姐找麻烦再三推辞没去她家。1976年我再次回家问她消息时，得知她已死亡，没见到她最后一面，是我的遗憾。（回忆七十年前的往事，心酸如麻，泪水盈眶，是常人不可理解的悲惨史）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波斯坦公告中签下无条件投降书，八月八路军进驻我村。话说那长工大伯段泊岚全村找不出比他再穷的第二家困难户动员他担任贫协或村干部，他道“我不穷，我原先胜过别人家多少倍，那是我自己赌穷的，这贫协让别人当吧！”